记得30年前，笔者从老家去厦门上学时，祖上的老屋已住不下那么多的后代，四家人拆了水磨青砖的大院，盖起了钢筋水泥的五间平房。这是“解放后”盖的第一代房子。30年过去，平房变成了楼房，楼房变成了小别墅。可以说，30年间，我们盖了三代房。
如今，我上海同学的房子已经换了五次，北京除了达官贵人住的四合院，贫嘴张大民们住的大杂院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。以上海为例，2007年末，上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.2平方米，人均住房居住面积16.5平方米，居民住宅成套率达到94.7%。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78年的4.55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20.3平方米。2004年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《2020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——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居住目标研究》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美好的前景：城镇人均居住面积35平方米。
但上述“数字化生存”仍不够直观，住惯了高堂华屋的后生们，恐怕怎么想象也无法体会30年前我们居住其间的物质空间，和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空间是一个怎样的空间，恐怕会忘记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，将往何处去，恐怕也很难抑制其无限占有的物质欲望，也许真该留着前门那些陋巷危房。
30年，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有了明显提高，但普通百姓面临的困境几乎是相同的。30年前，百姓没房住，那是因为权力决定房子分配，老百姓无权无势，房子永远供不应求;30年后，百姓买不起房，那是因为金钱左右房子流向，老百姓的收入永远赶不上房价。到底是什么使普通百姓不能共享改革成果?30年前，是计划经济，30年后，是市场经济。一个是政府管得太多，包办不起，一个是政府管得太少，鞭长莫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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